“機槍怎么不響了？”半夜，書記騰地從床上爬起來，走到窗口朝煤場鏈板機口一望，操起電話往值班室打：“到煤場看看，鏈板機怎么不響了？”
　　書記姓陳，是轉業軍人，幾十年軍旅生涯養成的風風火火習慣不改，工作丁是丁卯是卯，平和中透著威嚴，一看就知道是軍人出身。
　　陳書記剛來那陣子，礦上工人不好管理，遲上班、早下班是常事，日常談的也都是礦里“文革”中什么革聯、促聯互相爭奪權力的逸事，生產屬于半停產狀態。
　　陳書記來后，確實也抓起政治思想工作，并且搬來部隊“一幫一”的工作方法.礦領導三班倒值班，發現早下班的就勸回工作面堅持作業（當時主平硐才幾百米，硐口離工作面不遠），個別不想返回井下的可選擇到煤場分揀塊煤，直到下班時間,如此生產漸有起色。不過好景不長，學乖了的職工怕早下班被勸回，便躲在井下抽煙、侃大山，有的干脆在頂棚上放一副撲克牌，不干活時就玩起“爭上游”，即使被干部發現，也是沒收撲克挨頓批評了事，生產依然是外甥打燈籠——照舅（舊）。
　　第一腳沒踢好,還招來不少罵聲，陳書記聽了卻坦然一笑，并沒有氣餒。有著一股軍人韌性的他不閉門造車，而是找最早進礦的元老級工人聊天，磋商如何把生產搞上去。幾天下來，他摸索出一個搞好生產的方案，接著跑了幾趟礦部，向當時駐礦軍代表匯報如何搞好生產的想法，終于得到軍代表的默許，心中有了底。在一次干部會上，書記對大家說：“古時大禹治水是采用‘疏’的辦法。對職工遲上班早下班、出工不出力現象，我們不能靠‘堵’來解決，應該學學人家大禹，考慮用‘疏’的辦法。我們不妨搞個勞動競賽，完成班產班進的，除了墻報、廣播表揚外，也適當給點物質鼓勵，先把生產的氣氛提起來。”有人卻擔心被扣上“搞物質刺激”帽子（當時工人只有微薄的工資,沒有獎金、福利，即使年底被評上積極分子,也只是獲得八開大小的獎狀一張、印有大大“獎”字的背心一件而已），持反對意見，但是書記力排眾議，一錘定音：“只要生產能搞上去，有事我兜著。”
　　經過緊鑼密鼓的宣傳，一場久違了的勞動競賽在礦里舉行開來。在當時那種物質匱乏年代，完成班產班進的當班出勤人員能憑票在食堂領取一份三毛錢的肉羹湯，還是有一定吸引力的.職工們說：“沖著書記獎勵的肉羹，不好好干出點樣子來，也對不起他。”由于建立了獎勵機制,職工的生產熱情被調動起來，遲上班早下班現象幾乎絕跡，當月班產班進創造了開礦以來的最好成績，礦山生產逐漸走上正軌。數月后，陳書記趁熱打鐵，發起突破萬噸關（月產）號召，組織機關人員利用業余時間每人每天下井采掘邊角煤一車（無償，僅多了兩角錢的下井補貼,當時掘進工有炮煙費每天兩角兩分錢,采煤工沒有炮煙費），在全礦職工努力下，成了礦務局第一家突破月產萬噸關的礦井，成了礦務局的生產龍頭。
　　陳書記家住在煤場邊的小樓上，與煤場上的鏈板機結下了不解之緣，最喜歡聽鏈板機咔咔嚓嚓的鳴響。夜晚，一旦鏈板機不響，他就會條件反射般地爬起來，抓起電話往值班室打。職工們打趣地把鏈板機比喻為書記的機槍，聽多了，也許是種默認。一覺醒來沒有聽見鏈板機聲，書記有時不禁也脫口而說：“機槍怎么不響了？”于是，井上井下玩笑間,“機槍怎么不響了”也成了礦里職工們的口頭禪。
　　說了半天，陳書記是誰？
　　天湖山的老職工并不陌生，他就是20世紀70年代的鉛坑礦黨總支書記，曾任泉州市外經委主任的老干部陳秋貴。（戴近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