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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吃穿住行看40年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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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戰(zhàn)友聚會。這也是我們戰(zhàn)友間自1984年1月，集體兵改工轉業(yè)后第一次聚首。期間，雖然部分戰(zhàn)友間有書信、電話或微信等聯(lián)系，但大多數(shù)已有十幾、二十幾甚至三十多年沒有見面，不少戰(zhàn)友間不是此次聚會，在路上碰到也不一定認識了，因此大家見面后都深感親切，家長里短聊起來沒完沒了。當然，聊得最多的還是國家的發(fā)展、工作和生活上的變化。當有戰(zhàn)友問我，改革開放40年來，你認為最大的變化是什么?”時，我不假思索地說：“變化最大的就是吃、穿、住、行！
我20世紀60年代初期出生在魯南一個偏僻的小村。1978年改革的春風興起時，我剛中學畢業(yè)，高考“名落孫山”后，在村小學當了兩年語文代課教師。那時公社還是以生產(chǎn)隊為單位耕種土地，社員憑工分在生產(chǎn)隊分得糧食，由于糧少人多，大多數(shù)人家缺吃少穿。村民們平時閑聊時，暢想著哪天能過上“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生活。
俗話說“民以食為天”。那么，我就先來說一說吃的。當時我家8口人，爺爺奶奶、父母，我兄妹4個。在我10歲左右那一年，生產(chǎn)隊歉收，我家每人（按人頭）只分得18斤小麥的口糧，工分分得150斤，全家人全年不超過300斤麥子。村里有人抱怨分得口糧太少，可父親對我說鄰村更可憐，他們村土地比較貧瘠，加上天氣旱情嚴重，村里又沒有機井灌溉，導致農作物幾乎絕收，人均才分得七八斤小麥。
由于糧食太少，母親只好精打細算，農閑季節(jié)一天只做兩頓飯。為了節(jié)約糧食，她經(jīng)常天不亮就跑到村西河邊采柳樹芽和地瓜葉等代替主食。即便這樣省，我家的糧食還是在2月底3月初就吃得所剩無幾。一天下午放學回到家里，書包還來不及放下就跑到廚房，拿開鍋蓋一看，鍋里什么也沒有。我嘟囔著嘴對母親說：“娘，我肚子餓的咕咕直叫喚。母親說：家里的糧食快沒有了，一天吃兩頓也不一定能撐到玉米和地瓜成熟，再說了，你爺爺最近生病，還要留一點煮稀粥給他吃。”聽完母親的話，我“哦”了一聲走開了，心里卻說：“我明天一定多吃點。
在后來的幾年時間里，連同哥哥和一個弟弟一個妹妹都處于長身體的階段。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吃飽肚子，偶爾能吃頓白面饅頭或吃碗面條，那也是我心中的奢望。我在村小學教書第二年秋天的一個周日，為了給家里多掙幾個工分，跟父親去生產(chǎn)隊出工，中午在地里吃飯。當送飯的嬸娘們將“糊涂”（當?shù)赝猎挘★埥凶觥昂俊保┧偷降仡^上時，大家排著隊裝滿自己的碗，東一個西一個蹲在地上吃起來，可不少人吃了幾口又把碗放在地上不吃了。我無心想他們?yōu)槭裁床怀裕脱b滿自己的碗，一口氣吃了3大碗。后來我問父親，伯父、叔叔他們怎么吃幾口就不吃了。父親說，生產(chǎn)隊那天煮“糊涂”的糧食有點發(fā)霉，所以感覺難吃。
如今，如果要說大魚大肉不愛吃了，我想大家都有同感。是我們的口味變了？還是生活富裕了，平時吃的東西太多吃膩了呢？眼下，想吃什么都可以隨時買到。家里來了客人，弄幾個下酒菜不費吹灰之力，有時懶得動手，就找個館店，點上幾個鄉(xiāng)間野菜吃得有滋有味。要知道，曾幾何時，這些野菜可是兒時的我們吃怕的呀！
其次是穿。在我們家，有老大穿完老二穿，老二穿完老三穿……的傳統(tǒng)。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父親白天去勞動，衣服結了汗堿，晚上回到家里，放臉盆里洗一下，掛在院子里晾一個晚上，第二天早上不管它干不干，都要再穿上下地。母親給我做的千層底布鞋，去學校的路上，我把鞋子脫掉拎在手里，走到學校門口再穿上。如今我一個人的衣褲、鞋襪數(shù)量比當年全家8口人的還多。許多衣褲一年不知能否穿上一兩回，有些衣服數(shù)百元，甚至上千塊，就這樣孤零零地掛在衣櫥里。
再說住。由于我父親在他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小，因此父親與我母親結婚后，就一直與爺爺奶奶生活在一起，住在老宅子里。老宅子是由一棟坐北朝南的三間土墻草屋、一間配房加上半截圍墻組成的一個小院。配房低矮，不足5平方米，用來做廚房和放些農具。三間草屋爺爺奶奶住左手邊那間，我們兄妹四個和父母親住右手邊那間，中間是廳房，放些桌椅。后來我們兄弟們慢慢長大了，就不能跟父母住一起了，晚上就在廳房里開地鋪，早上再把席子收起來放在門后面。晴天還可以湊合，趕上雨天就麻煩了，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這時家里的盆盆罐罐都派上了用場，經(jīng)常折騰得一宿睡不成覺。
如今的老宅子變成了三層樓房，由仍在農村一邊種著承包地，一邊在鎮(zhèn)上開著食雜超市的小弟住著。其他兄妹也都有了自己兩層或三層的小樓，侄兒侄女們大多都去城里工作了。我在兄妹中算是混得比較差了，但大小也有兩套房子，女兒工作不到5年，即將婚嫁，有車有房。這一切，如果與40年前祖孫三代8口人擠在三間漏雨的草屋里相比，真是天壤之別呀！
最后再說一下出行。我1981年10月入伍來到江西上饒，1984年1月轉業(yè)。由于當時從事鐵路建設工作，所以回家探親坐火車享受免票待遇，每次回家雖然在路上折騰半死，但還是被坐火車享受免票的優(yōu)越感加上年輕體健的原因沖淡了等車、擠車、坐車的辛苦，因此留下的印象不太深刻。1988年10月，因兩地分居等原因，調到我當時的順昌水泥廠，也就是那一年的11月，回老家探親時，讓我真正領會到了乘車難、坐車苦的滋味。
當時的順昌、南平都沒有直達我老家的快速列車，坐的是綠皮普通火車，且途中要在上海或是杭州中轉一次，正常情況下一般要47個小時才能到達老家——滕州火車站。出站后，步行半個小時，到長途汽車站再坐1個多小時的公共汽車到鎮(zhèn)上，然后走50分鐘的土路才能到我們村莊。這樣算起來，回一趟老家最快也要50個小時。
那時候，在順昌或是南平坐車時，由于列車都是過路車，幾乎買不到有座位的車票，有時能擠上車就不錯了。不過上車前，我會自備一個小馬扎和幾張報紙，白天在車廂過道里或兩節(jié)車廂連接處坐在小馬扎上，只是少不了要時不時起身讓旅客通過。晚上就把報紙鋪在座位底下，慢慢爬進去躺在報紙上睡一會兒。在我的記憶里，由于座位底下空間太小，只能一個姿勢躺著，再累也不能翻身。有時身子下的報紙被旅客不小心碰灑的茶水弄濕了也不肯從座位底下爬出來，甚至連去廁所都要憋著，生怕一出來位置被別人占了。
人們常用“光陰似箭”來形容時間過的快一點。前幾天請年休假回了趟老家，與1988年回去時相同的是距離，不同的是時間。那天，在自家樓下，坐上女兒的小車，1個小時的車程把我送到南平北高鐵站，中午12點上高鐵，傍晚6點20分到站點，距出站口還有十幾米，就看到弟弟坐在自己車里搖下車窗向我招手。上了弟弟的車，18分鐘來到鎮(zhèn)上他的超市里，隨后在隔壁館店吃完晚飯，再坐5分鐘的車就到了當年的老宅子。屈指可算，這次回家，包括鎮(zhèn)上的一餐晚飯，總共還不足8小時。
轉眼間，改革開放已經(jīng)40年，50開外的我目睹了國家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老百姓吃穿住行上翻天覆地的變化。就連一直在農村的老母親，在電話里也常說：現(xiàn)在的日子與40年前比，那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不僅有了樓上樓下電燈電話，而且住樓還不用爬樓梯（電梯），打電話不用撥號兒（智能手機）。母親的一番話，道出了改革開放給人民生活帶來的巨大變化。(蔣沛夏)
我20世紀60年代初期出生在魯南一個偏僻的小村。1978年改革的春風興起時，我剛中學畢業(yè)，高考“名落孫山”后，在村小學當了兩年語文代課教師。那時公社還是以生產(chǎn)隊為單位耕種土地，社員憑工分在生產(chǎn)隊分得糧食，由于糧少人多，大多數(shù)人家缺吃少穿。村民們平時閑聊時，暢想著哪天能過上“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生活。
俗話說“民以食為天”。那么，我就先來說一說吃的。當時我家8口人，爺爺奶奶、父母，我兄妹4個。在我10歲左右那一年，生產(chǎn)隊歉收，我家每人（按人頭）只分得18斤小麥的口糧，工分分得150斤，全家人全年不超過300斤麥子。村里有人抱怨分得口糧太少，可父親對我說鄰村更可憐，他們村土地比較貧瘠，加上天氣旱情嚴重，村里又沒有機井灌溉，導致農作物幾乎絕收，人均才分得七八斤小麥。
由于糧食太少，母親只好精打細算，農閑季節(jié)一天只做兩頓飯。為了節(jié)約糧食，她經(jīng)常天不亮就跑到村西河邊采柳樹芽和地瓜葉等代替主食。即便這樣省，我家的糧食還是在2月底3月初就吃得所剩無幾。一天下午放學回到家里，書包還來不及放下就跑到廚房，拿開鍋蓋一看，鍋里什么也沒有。我嘟囔著嘴對母親說：“娘，我肚子餓的咕咕直叫喚。母親說：家里的糧食快沒有了，一天吃兩頓也不一定能撐到玉米和地瓜成熟，再說了，你爺爺最近生病，還要留一點煮稀粥給他吃。”聽完母親的話，我“哦”了一聲走開了，心里卻說：“我明天一定多吃點。
在后來的幾年時間里，連同哥哥和一個弟弟一個妹妹都處于長身體的階段。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吃飽肚子，偶爾能吃頓白面饅頭或吃碗面條，那也是我心中的奢望。我在村小學教書第二年秋天的一個周日，為了給家里多掙幾個工分，跟父親去生產(chǎn)隊出工，中午在地里吃飯。當送飯的嬸娘們將“糊涂”（當?shù)赝猎挘★埥凶觥昂俊保┧偷降仡^上時，大家排著隊裝滿自己的碗，東一個西一個蹲在地上吃起來，可不少人吃了幾口又把碗放在地上不吃了。我無心想他們?yōu)槭裁床怀裕脱b滿自己的碗，一口氣吃了3大碗。后來我問父親，伯父、叔叔他們怎么吃幾口就不吃了。父親說，生產(chǎn)隊那天煮“糊涂”的糧食有點發(fā)霉，所以感覺難吃。
如今，如果要說大魚大肉不愛吃了，我想大家都有同感。是我們的口味變了？還是生活富裕了，平時吃的東西太多吃膩了呢？眼下，想吃什么都可以隨時買到。家里來了客人，弄幾個下酒菜不費吹灰之力，有時懶得動手，就找個館店，點上幾個鄉(xiāng)間野菜吃得有滋有味。要知道，曾幾何時，這些野菜可是兒時的我們吃怕的呀！
其次是穿。在我們家，有老大穿完老二穿，老二穿完老三穿……的傳統(tǒng)。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父親白天去勞動，衣服結了汗堿，晚上回到家里，放臉盆里洗一下，掛在院子里晾一個晚上，第二天早上不管它干不干，都要再穿上下地。母親給我做的千層底布鞋，去學校的路上，我把鞋子脫掉拎在手里，走到學校門口再穿上。如今我一個人的衣褲、鞋襪數(shù)量比當年全家8口人的還多。許多衣褲一年不知能否穿上一兩回，有些衣服數(shù)百元，甚至上千塊，就這樣孤零零地掛在衣櫥里。
再說住。由于我父親在他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小，因此父親與我母親結婚后，就一直與爺爺奶奶生活在一起，住在老宅子里。老宅子是由一棟坐北朝南的三間土墻草屋、一間配房加上半截圍墻組成的一個小院。配房低矮，不足5平方米，用來做廚房和放些農具。三間草屋爺爺奶奶住左手邊那間，我們兄妹四個和父母親住右手邊那間，中間是廳房，放些桌椅。后來我們兄弟們慢慢長大了，就不能跟父母住一起了，晚上就在廳房里開地鋪，早上再把席子收起來放在門后面。晴天還可以湊合，趕上雨天就麻煩了，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這時家里的盆盆罐罐都派上了用場，經(jīng)常折騰得一宿睡不成覺。
如今的老宅子變成了三層樓房，由仍在農村一邊種著承包地，一邊在鎮(zhèn)上開著食雜超市的小弟住著。其他兄妹也都有了自己兩層或三層的小樓，侄兒侄女們大多都去城里工作了。我在兄妹中算是混得比較差了，但大小也有兩套房子，女兒工作不到5年，即將婚嫁，有車有房。這一切，如果與40年前祖孫三代8口人擠在三間漏雨的草屋里相比，真是天壤之別呀！
最后再說一下出行。我1981年10月入伍來到江西上饒，1984年1月轉業(yè)。由于當時從事鐵路建設工作，所以回家探親坐火車享受免票待遇，每次回家雖然在路上折騰半死，但還是被坐火車享受免票的優(yōu)越感加上年輕體健的原因沖淡了等車、擠車、坐車的辛苦，因此留下的印象不太深刻。1988年10月，因兩地分居等原因，調到我當時的順昌水泥廠，也就是那一年的11月，回老家探親時，讓我真正領會到了乘車難、坐車苦的滋味。
當時的順昌、南平都沒有直達我老家的快速列車，坐的是綠皮普通火車，且途中要在上海或是杭州中轉一次，正常情況下一般要47個小時才能到達老家——滕州火車站。出站后，步行半個小時，到長途汽車站再坐1個多小時的公共汽車到鎮(zhèn)上，然后走50分鐘的土路才能到我們村莊。這樣算起來，回一趟老家最快也要50個小時。
那時候，在順昌或是南平坐車時，由于列車都是過路車，幾乎買不到有座位的車票，有時能擠上車就不錯了。不過上車前，我會自備一個小馬扎和幾張報紙，白天在車廂過道里或兩節(jié)車廂連接處坐在小馬扎上，只是少不了要時不時起身讓旅客通過。晚上就把報紙鋪在座位底下，慢慢爬進去躺在報紙上睡一會兒。在我的記憶里，由于座位底下空間太小，只能一個姿勢躺著，再累也不能翻身。有時身子下的報紙被旅客不小心碰灑的茶水弄濕了也不肯從座位底下爬出來，甚至連去廁所都要憋著，生怕一出來位置被別人占了。
人們常用“光陰似箭”來形容時間過的快一點。前幾天請年休假回了趟老家，與1988年回去時相同的是距離，不同的是時間。那天，在自家樓下，坐上女兒的小車，1個小時的車程把我送到南平北高鐵站，中午12點上高鐵，傍晚6點20分到站點，距出站口還有十幾米，就看到弟弟坐在自己車里搖下車窗向我招手。上了弟弟的車，18分鐘來到鎮(zhèn)上他的超市里，隨后在隔壁館店吃完晚飯，再坐5分鐘的車就到了當年的老宅子。屈指可算，這次回家，包括鎮(zhèn)上的一餐晚飯，總共還不足8小時。
轉眼間，改革開放已經(jīng)40年，50開外的我目睹了國家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老百姓吃穿住行上翻天覆地的變化。就連一直在農村的老母親，在電話里也常說：現(xiàn)在的日子與40年前比，那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不僅有了樓上樓下電燈電話，而且住樓還不用爬樓梯（電梯），打電話不用撥號兒（智能手機）。母親的一番話，道出了改革開放給人民生活帶來的巨大變化。(蔣沛夏)